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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也仅仅是低端血汗层次的资本、权力和劳力分配,更大的高端暴利层次分配,还是在世界金融资本寡头及其掌控的商业资本和技术资本环节,也就是中国对世界的贡献部分。
过去都是全国一盘棋,对中央保持一致,但现在由于利益不同,再保持一致不可能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学术界有三个任务需要完成。
第三,迄今还没有一个比较健康的要素市场。中国经济体制的特点是什么呢?第一,政府在资源配置方面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力。另外,在现有法律框架下可以缩小国有经济的规模,我们曾经做过抓大放小,但现在的难点是既得利益集团不愿意放手。我们现在就应该假设政府确实在经济当中有利益,并将此摆到桌面上来谈怎样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我们知道现有的体制搞创新不行,而创新是所有亚洲发展模式碰到的最大问题,日本经济缺乏创新能力,韩国经济缺乏创新能力,最后都是以危机的形式爆发出来。
但是,假设政府应该退出经济,不应该在市场中谋利益,应该严守职责的假设也没有任何现实意义。第四,民营企业发展受到了强大的国有经济的阻碍。垄断格局不打破,公平准入不解决,这种收入分配的格局必然会存在。
加快推进国有垄断行业改革,切实放松铁路、电信、电力等基础产业和金融、出版等服务业以及部分城市公共事业的管制,通过市场竞争来改善供给和提高效率,有效缩小垄断行业与其他行业就业人员不合理的收入差距。要改善劳动者分配状况,切实缩小收入差距,在这三个环节中主要包含了九种可选择的途径:第一层面的途径,减少企业营业盈余,相应增加劳动者报酬。切实提高两个比重:一是大幅度提高政府公共服务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比重,以增加政府公共服务消费来拉动和激活居民消费。二次分配的要义是弥补市场失灵,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增加经济社会发展的凝聚力。
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更多的是经济建设型政府,在唯GDP论的考核制度下,各级领导忙于抓项目、抓招商引资,服务型政府建设相对滞后。第三层面的途径,政府支出调整环节的途径,主要是增加政府消费中的实物转移,增加公共服务供给。
从二次分配调整看,重点在于健全和规范收入分配调节制度。政府资源向国有企业、向投资倾斜,公共服务供给严重不足且十分不均衡。调整非生产税税制,例如所得税、消费税、财产税等,调节收入分配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计,目前电力、电信、金融、保险、烟草等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平均工资的2~3倍,如果再加上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收入差距可能在5~10倍之间。
对于居民来说一定程度上不是消费相对少了,而是收入水平相对下降了。在此期间,统计口径的调整,是其原因之一。以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三项主要公共服务为例,国际平均升幅达到13个百分点。2007年,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三项公共服务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比重合计只有29.2%,与人均GDP3000美元以下国家和人均GDP3000~6000美元国家相比,分别低13.5和24.8个百分点。
居民没钱花和有钱不敢花正是当前收入分配格局引发的内需相对不足的症结所在。归结起来,我国现有收入分配格局的形成,确有要素禀赋、发展阶段、国际分工格局等方面的原因,但是体制性弊端是根本性原因。
企业储蓄率1992年为13.3%,近年超过20%。公共服务具有明显的收入再分配作用,政府公共服务支出不足成为我国收入分配不合理和居民消费率下降的重要原因。
这说明二次分配既没有在总量上改善居民的收入状况,也没有在结构上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只是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差距拉大的速度。由于政府公共服务支出总体不足,迫使居民用自身的收入来支付快速增长的教育、医疗、社保等支出,不仅挤压了居民的其他消费增长,而且强化了居民的谨慎预期,降低了居民消费倾向。除了行业特征和技术密集等合理因素外,当前我国行业间的收入差距很大程度上是垄断因素导致的。 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占比偏低 从收入法核算的GDP看,在初次分配中劳动者报酬占比从1995年的51.4%下降到2007年的39.7%。一方面,初次分配过于亲资本,劳动者报酬占比总体偏低,而且行业间差别过大,使广大居民相对没有钱可花。1990~2005年基尼系数从0.35上升到0.45,2008年进一步上升到0.48。
另外,由于对内开放不足,金融、电信、电力、石油等基础产业,教育、医疗、文化、出版等服务业,社会资本和民营经济依然难以进入,结构性供给不足问题同样突出。世界重要经济体的劳动者报酬在GDP中的份额近年一般介于50%到57%之间,比我国2007年39.7%的水平高10~17个百分点。
即便考虑这一因素,劳动者报酬占比偏低、下降过快等问题依然比较突出,影响了居民消费的增长。我国城镇居民用于医疗卫生消费支出比重为7%,而发达国家平均不到5%。
另一方面,二次分配力度不足,政府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公共服务和社会安全网不健全,使得有钱也不敢花。其中,医疗支出比重分别低4.7和8.2个百分点。
虽然经过近年持续加大投入,我国政府公共服务支出总体仍然不足。公共服务支出在政府总支出中占比偏低国际经验表明,随着一国发展水平的提升,政府公共服务支出在政府支出中的比重呈现逐步上升趋势。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各行业间收入水平最高是最低的1.8倍。从国际比较看,在初次分配中我国劳动者占比明显低于发达国家,而企业盈余则明显高于发达国家。
高收入群体消费意愿不足和低收入群体支付能力不足同时并存,有效供给不足与有效需求不足同时并存,成为制约我国内需驱动增长和长期经济平衡发展的重要原因。当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后,政府公共服务支出占比将逐步趋稳。
我国政府教育支出总量尽管达到了较高水平,但也存在资源分布不均衡等问题。特别是人均GDP在3000美元至10000美元阶段,随着居民消费逐步由耐用品消费向服务消费升级,公共服务在政府支出中的比重将显著提升。
最高20%的收入组的收入相当于最低20%收入组的8.3倍。进入专题: 收入分配改革 。
社会保障支出比重分别低9.9和18.3个百分点。行业间收入差距问题日益突出。近年来我国储蓄率持续上升,主要是企业储蓄上升的结果。1985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1.86倍,2007年时达到3.33倍的高位。
城乡差距是导致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其中,教育支出保持相对稳定,而医疗和社会保障支出分别大幅增加了4个和10.7个百分点。
其中,德国和英国分别为1.l%和1.5%,美国和日本分别为3%和4.2%。二次分配的收入调节效果不明显。
而这些国家的企业营业盈余介于20%~25%之间,比我国31.3%的水平低6~11个百分点。这说明,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很大程度上依然反映的是城乡差距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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